中國環境保護産業發展報告之2017年中國環境保護産業發展狀況分析

發布時間:2018-07-31 10:43:15

1、中國環保産業發展的總體情況

  2017年,受政策以及上遊行業經營狀況好轉等因素拉動,中國環保産業繼續保持了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

  (1)産業規模進一步擴大。2017年全國環保産業營業收入達到1.3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約17.4%。2018年一季度全國環保産業營業收入約為2790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約15%。我國環保産業增速明顯高于國民經濟增速,也高于一般工業行業增速,但增幅與“十二五”時期相比呈下滑趨勢。

  (2)環境服務業占比顯著提升。近年來,我國環境服務業從傳統的技術研發、工程設計與施工、設施運營向注重服務和環境效果的環境綜合服務延伸,第三方治理、環境績效服務、環境金融等服務業态,呈快速發展态勢。2017年全年環境服務業營業收入達7550億元,占比約66%。2018年一季度環境服務業營業收入約為1800億元。

  (3)産業集中度不斷提高。2017年海内外環保上市公司總數達到149家,其中A股上市環保企業119家(不含新三闆企業381家)。A股環保上市公司2017年共實現環保業務營收1847.9億元,同比增長23.2%;環保業務淨利潤197.4億元,同比增長12.6%;環保業務淨利潤率10.68%,同比下降0.85個百分點。上市公司營收增速明顯高于行業總體增速,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

  (4)不同領域市場出現明顯分化。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市場較為平穩,區域流域環境治理、城市黑臭水體等市場增長較快,農村生活污水處理即将迎來全新的快速增長階段,工業污水處理特别是工業園區的環境服務成為市場中另一個熱點;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市場已到尾聲,相關企業紛紛謀求轉型,非電行業煙氣超低排放市場剛剛興起,VOCs市場進入相對平穩的快速發展階段,機動車船和非道路内燃機等大氣污染防治市場繼續快速發展,室内環境治理市場潛力依然具大,但市場轉化速度略有放緩;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市場競争在一定程度上向理性回歸,并進一步向小城市下沉,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市場仍在期待技術和商業模式的進一步成熟,一般工業固廢和危廢市場穩步增長,資源回收利用領域對禁止洋垃圾入境政策仍處于消化階段;噪聲與振動控制領域市場競争白熱化,工程技術難度不斷提高;環境監測儀器市場增長繼續維持低增長态勢,但社會化監測服務和水質監測儀器市場增長迅猛。

  2、中國環保産業技術水平發展概況

  近年來,受益于我國較為完善的産業基礎、日益增長的科研實力、充足的高學曆人才供應、鼓勵創新的科技和産業政策、不斷提升的環保标準,環保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通過自主研發與引進消化相結合,我國環保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不斷縮小,環保裝備和産品供給能力顯著增強。我國環保産業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處于總體跟跑,局部領跑的态勢。一些水處理技術和設備已經接近或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燃煤煙氣治理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出口範圍遍布30多個國家或地區;生活垃圾、固體廢物、危險廢物處理技術及裝備實現國産化;環境監測儀器技術性能逐步趕上先進水平。基本能夠滿足環保産業市場的供給需求。

  (1)水污染防治

  我國已建成的城市污水處理廠采用的主流處理工藝是A2/O、氧化溝和MBR等,其中A2/O工藝比重達40%左右。圍繞“提标改造”的要求,膜技術、高效節能曝氣技術、生物膜法污水處理工藝,物化-生化法脫氮除磷工藝得到了廣泛應用;同時,臭氧氧化技術及大型臭氧發生器、好氧生物流化床成套裝置、好氧膜生物反應器成套裝置、溶氣供氧生物膜與活性污泥法複合成套裝置、曝氣生物濾池以及污泥床、膨脹床複合厭氧成套裝置等新設備、新裝備得到了推廣應用。此外,能夠大大優化污水處理廠運行和節能降耗的各種自動控制、精準控制技術在市場中的推廣利用明顯加速。2018年5月,我國首座污水處理概念廠在江蘇宜興開工建設。

  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方面,需因地制宜使用不同的技術方案,目前應用較為廣泛的技術包括厭氧沼氣池、人工濕地處理技術、地下土壤毛管滲濾法、穩定塘等,垂直流、水平潛流、水平表流濕地等各種形式的人工濕地系統工藝在農村地區得到廣泛應用。

  近年來,工業廢水處理技術發展的重點是高效、低耗的難處理廢水技術和裝備。在應用技術研發方面,高鹽廢水脫鹽、高濃有機廢液或廢酸濃縮技術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如基于石墨烯/高分子複合材料透水膜濃縮裝備、超低壓選擇性納濾膜(DF膜)、正滲透等技術等。針對濃縮副産後廢鹽的處理技術發展較快,如:懸浮流化煅燒塔、濃縮結鹽分質提鹽及資源化技術裝備等。在成套裝備開發與推廣方面,我國首次将電子束處理工業廢水技術結合生物技術深度處理工業廢水工藝;采用高效樹脂的連續吸附再生水處理裝備以及非均相催化氧化深度處理裝備分别應用于不同濃度的難降解廢水的處理中。在新材料與藥劑方面,抑菌炭膜和氧化石墨烯摻雜的改性活性炭已經定向解決微污染水體中的潛在有機小分子微污染物的風險。

  (2)大氣污染防治

  當前,我國煙氣治理技術已達世界先進水平,超低排放已由電力行業向非電行業拓展。電除塵、袋式除塵、脫硫、低氮燃燒、脫硝等技術裝備和工程建設能力達國際先進水平,與之配套的除塵濾料、脫硝催化劑等也取得較大進展,未來将進一步完善,向多煤種、寬負荷、變工況條件下的低排放發展。VOCs治理技術快速發展,吸附、焚燒、催化等主流技術日益成熟,生物治理技術适用範圍不斷拓寬,常溫催化氧化、低溫等離子、光解、光催化等也不斷完善。

  機動車污染防治方面,國V/VI汽油車排放控制技術應不斷優化和提高;國V柴油車排放控制技術已經成熟;國VI柴油車排放控制主要采用DOC+DPF+SCR技術路線,後處理系統和ODB在線診斷的複雜程度大為提高,對國内企業形成較大挑戰。

  (3)固廢處理處置

  生活垃圾焚燒和衛生填埋等無害化處理主體工藝和國産技術裝備已經成熟,但二次污染物處置如滲濾液濃縮液處理、生活垃圾焚燒飛灰處理等仍然是薄弱環節。生活垃圾機械生物預處理和水泥窯協同處置技術應用日益廣泛。餐廚垃圾處理技術創新活躍,兩相厭氧消化處理等技術獲得較大進展。此外,農村生活垃圾小型分散處理技術仍不成熟,有待繼續攻關。

  危廢處理技術發展及設備國産化進一步加快。《危險廢物回轉式多段熱解焚燒及污染物協同控制關鍵技術》廣泛适用于中國特色的複雜組分危險廢物焚燒安全處置,獲得201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适用于5~10t/d的醫療廢物高溫幹熱滅菌處理技術進入實用。

  (4)土壤修複

  相較發達國家,我國土壤修複起步較晚,研究基礎薄弱,技術種類較少,修複技術缺乏針對性、适用性和整體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近20年的差距。近年來國内研究機構和企業研發力度明顯加大。

  2017年,我國土壤修複技術取得較大進展,固化/穩定化、化學氧化、水泥窯協同、填埋/安全處置、異位熱解吸、原位熱脫附、淋洗等技術的應用有顯著提高。場地調查、檢測、修複設備主要依靠進口,修複藥劑國産化取得一定進展。

  (5)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技術取得了較大提升,氣相色譜+氫火焰離子檢測法(GC+FID)技術在污染源和廠界監測應用趨向成熟;超低煙塵監測系統取得突破性技術進展,解決污染源煙塵低于5mg/m3測量下線問題,實現超低現場煙塵的有效監測;國産監測系統穩定性、精度、可靠性已經取得長足進展。大氣源解析産品大幅進入國家監測站點,促進大氣污染源解析、跨區域傳輸等方面研究的進步。此外,在監測遠程化、智能化的實現以及生态環境的科學決策和精準監管等方面也都有所提升。

  3、中國環保産業存在的問題

  (1)創新能力不強制約了産業核心競争力的提升

  我國環保産業在技術能力上與國際同行相比處于總體并行、局部領跑的态勢,但環保技術供給水平總體尚處于可用和基本滿足現階段國家污染防治要求的一般水平。

  一是環境科技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核心理論、方法、技術多源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總體上處于跟跑狀态,原創性、特有性技術不多,形成的專利、核心産品和技術标準等重大創新成果較少。特别是支撐生态環境質量改善的應用基礎研究不夠。

  二是我國環保産業創新的超前性較差。多數環保企業将工藝設計作為研發重點,技術創新能力有限,預研能力嚴重不足,難以在下一輪競争中取得對環保産業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知識産權保護不力也是影響企業研發積極性和創新超前性的重要因素。

  三是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難。大量科技成果形成于科研機構,由于體制機制及配套政策等原因,難以在企業實現産業化應用。缺乏鼓勵環境科技創新和新技術推廣應用的針對性政策,技術研發與轉移、成果轉化、推廣應用等技術創新鍊關鍵環節缺失,影響了創新成果的推廣應用。

  (2)投資回報機制不健全

  環境保護項目普遍帶有公益性特征,盈利能力不強,不同項目的投資回報機制和盈利渠道差異較大,往往不能依靠最終用戶買單,部分項目對政府投資、付費和補貼依賴度較高,政府有限的财力制約了環保産業的進一步發展。一些領域如燃煤電力環保設施的運營對财政補貼高度依賴,随着我國補貼政策取向的變化,相關企業将面臨盈利模式重大調整的難題。一些PPP項目因盈利機制問題而被清除出庫。

  (3)營商環境急待改善

  一是市場競争秩序混亂。招投标領域亂象叢生。投标門檻設置不合理,技術門檻一降再降。低價中标現象普遍,造成了不少的“垃圾工程”“半拉子工程”,業内對之深惡痛絕。一些PPP項目招标方以甩包袱、轉嫁債務的心态進行招标,項目成本和收益完全背離市場經濟規律。

  二是多種不合理現象造成企業交易成本高。如大量拖欠款造成财務成本增加,甲方拖欠乙方工程款、總包方拖欠分包費用、電廠拖欠煙氣處理系統第三方運行費、運營公司拖欠設備公司設備款已成為普遍做法,拖欠時間有的長達三四年。

  三是市場秩序混亂打擊了環保企業的創新動力。例如,我國環保産業市場,特别是政府為甲方的項目、PPP項目中明顯存在“重投資,輕技術”的現象,似乎隻要能大量投資或承諾投資就可以拿到項目,“資本壓倒技術”,對先進技術形成擠出效應。市場嚴重信息不對稱,缺乏公平公正客觀的技術、市場、信用等信息渠道,信息發布主體魚龍混雜,環境治理需求方極易被各種錯誤信息誤導,阻礙先進技術推廣和優質企業發展。

  (4)環保企業“走出去”還面臨不少困難

  一是我國環保企業“走出去”的渠道不暢。中國援外項目涉及環保項目的比例還較低,很少惠及環保企業。一些環保企業給對外投資的央企國企項目做環保工程配套和自行參與國外項目投标。國内環保企業依靠自身力量獨立參與國際市場競争的能力還偏弱。

  二是我國環保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競争激烈。海外項目中面臨的競争對手除了發達國家的環保企業外,很多情況下還要面對其他中國環保企業,變成在國外市場上自己人打自己人。一些項目競争的價格戰達到白熱化,利潤微薄。

  三是海外欠發達國家市場環境較差。發展中國家政府部門普遍效率低下,給企業帶來額外時間和人力成本;一些國家政局不穩,項目投入打水漂的風險較大;在境外融資困難,環保産業在國家各種對外基金、援外資金支持項目中的優先級較低,難以享受國家政策支持;一些國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形同無賴,完全沒有誠信可言,令我國企業蒙受損失。

  4、對策建議

  (1)提升環保産業創新能力

  一是在資金、政策等方面加大對環境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提升環境科技水平。支持和鼓勵國内機構和企業加大對國際創新資源的整合力度,快速提升環境技術創新能力。針對今後國際和國内環保市場發展的特點、需求及技術應用的經濟成本,超前部署具有未來市場需求和市場競争力的研發任務,培育環保産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加強環保技術創新與應用,提高環保産業競争力。建立市場化引導基金和财政後獎勵制度,鼓勵企業自主研發、引進消化國外技術,支持企業結合重大工程項目開展研發,形成自主知識産權的技術專利和标準。完善環保産業知識産權保護法律體系,加大知識産權保護的執法力度。建立以第三方評價為主的新型環境技術評價制度體系。實施工業污染防治技術進步示範工程計劃。設立專項資金或依托現有資金渠道支持環保新技術、新工藝、新産品的示範推廣。

  三是建立完善行業人才培養和評價體系。将環保産業人才培養和評價納入環境保護系統人力資源工作規劃,對相關企事業單位人才培養給予指導和扶持。加快推動勘察設計工程師環保專業的注冊,啟動相關繼續教育。鼓勵高等院校、行業機構和環保企業聯合辦學。

  (2)健全和創新投資回報機制

  一是完善資源環境産品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和完善集體林權、林地經營權、排污權、碳排放權、水權、新增水資源使用權等制度,加快完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醫療廢物、危險廢物等領域收費價格形成機制。對投資回報率低的項目,視投資回報率、項目周期等情況建立社會資本投入回報補貼機制。二是積極推進資源組合開發模式,推行資源化處理技術,将環境治理與周邊土地開發、供水、林下經濟、生态農業、生态漁業、生态旅遊等收益創造能力較強的資源開發項目組合,拓寬環保項目投資收益渠道。三是鼓勵企業積極推進環境治理模式創新。

  (3)改善環保産業營商環境

  一是徹底改變最低價中标的做法,全面推行合理低價。以2017年12月起正式施行新修訂的《招标投标法》為契機,進一步推動環保領域招投标改革。将現行的技術标、商務标同步評标改為先評技術标,技術标入圍者再評商務标,消除惡意低價對技術的沖擊。

  二是強化環保項目依效果付費機制,倒逼市場準入門檻提高。建立完善依效果付費機制,将依效果付費機制設計作為環保項目實施的必要條件,制定《環境保護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依效付費管理辦法》。建立多部門PPP項目聯審機制,将環境績效考核體系合理性和依效付費機制建立情況作為審查的重要内容。

  三是加快建立環境保護行業信用體系,制定和試行政府主導或指導下的行業“紅、黑”名單管理辦法,實行誠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定行業職業道德準則,加強信用信息公開。鼓勵行業協會開展行業自律與誠信工作。

  四是針對設施運營領域的拖欠款現象,引入獨立于合同甲乙方、受政府監管第三方擔保支付平台,完善支付條件設定,預留合理的質量保證金,在環保達标的條件下及時完成運營費支付結算。

  五是規範行業信息發布。對媒體、企業等主體發布行業排名、技術排名、企業評級等信息行為予以規範,防止不當或錯誤信息誤導市場。

  (4)健全企業跨境投資服務體系

  以金融、信息、法律為重點領域,建立完善中資企業對外投資服務體系。在我國政府援外項目、援外基金中加大對環保産業的扶持鼓勵力度。組織駐外使領館商務部門、中資機構等收集駐在國環境保護投資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信息渠道。鼓勵各類有基礎的事業單位向社會提供跨境咨詢服務,對其咨詢服務所得給予合理的稅收減免優惠。鼓勵境外咨詢機構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咨詢服務。加快培育能夠在境外為中企資企提供公平和高水平法律服務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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